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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发布时间:2017-07-14 16:38:48 | 来源:新华网-福建日报 | 关键词:习近平 福建 总书记 | 责任编辑: 韩小寒

  上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在平潭调研。(资料图片)

  199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上杭慰问“五老”人员。(资料图片)

  200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在武平检查指导防抗“碧利斯”台风工作。(资料图片)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在新大陆科技集团工程实验室与科研人员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在这绿树荫浓的日子里,走过96年光辉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再过几个月,还将召开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就在一年前庆祝“七一”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当3800万八闽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福建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福建这块充满激情的热土上,习近平同志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探索奋斗了17年半,在改革、开放、发展、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一、“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1988年6月,34岁的习近平赴任宁德地委书记,成为当时宁德地委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个。

  上世纪80年代末,宁德基础设施极其薄弱,没电、没路、没钱。到福州开车要8个小时,途经的飞鸾岭有36个弯。外商过来投资,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干部群众思想陈旧,等靠要的多,怨天尤人也不少。“这么年轻的干部到这样艰苦的地方来工作,大家普遍热情欢迎,既期盼他能带来新思想、新发展,又担心他太年轻、扛不住。”当时一些宁德干部这样想。

  时间很快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后来,我与同志们谈心,形容习书记好比一棵大树,一植根闽东,就成为我们的主心骨,为我们遮风挡雨,还不断输送氧气,让生命增添活力和生机。”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宁德地区行署专员陈增光说。

  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是习近平宁德两年艰苦工作生涯的全面写照。在书中收录的《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中,习近平以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来比喻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脱贫过程。他在文末写道: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黄褐色封面的《摆脱贫困》显得十分朴实。全书12万字,共收录了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的29篇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加快发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广泛涉及闽东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内容。

  陈增光说,收到福州市委办寄来的2本《摆脱贫困》后,他反复研读:“这本书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扎根艰苦地区带领群众摆脱贫困的坚定理想信念,翻进去看每一篇都能看到他满满的为民情怀,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一刻忘记人民。”

  “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在福建,许多曾经与习近平共事过的干部说起他,都会谈到,“人民”二字是习近平提起次数最多、频率最密、场合最多的词。

  习近平曾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都应当同焦裕禄同志作个比较,经常想一想,自己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做到‘完全’‘彻底’了。”

  1990年7月15日,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文思萦系,当即填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阕。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焦裕禄的宗旨意识、公仆情怀和奋斗精神,让习近平为之敬仰。怎样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习近平认为,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习近平的为民情怀,让身边的人深有感触。

  “我感觉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最深,我从内心敬佩他。我觉得闽东有这样一位好领导,一定有希望。”时任宁德地委常委、统战部长姚智梅在回忆与习近平共事的两年时光时这样说。在她看来,习近平总是想方设法到基层去,了解百姓的所想所盼,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群众在他内心具有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最多的地方。

  1988年6月,一到宁德赴任,习近平就一头扎进了基层。

  第一个月,习近平轻车简从,只带着两三个人下乡调研。第二个月,习近平还是调研,基本是2天一个县,每个县的主要乡镇、村庄都要走一走。到任不到3个月时间,习近平走遍闽东9个县,后来又跑了绝大部分乡镇。

  时任宁德地委政研室副主任李金煊回忆说:“只要不开会,一有点时间,习书记就要下乡去,一年里半年的时间都在下乡。” 李金煊多次跟随习近平深入基层调研。他说,习近平心里总是记挂着老百姓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每到一村都要走村入户到老百姓家里实地察看。当时有政研室的同志总结习近平到闽东后不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

  习近平第一次去屏南调研时,当地老百姓拿出艾叶蛋招待他——用艾草熬出的热乎乎的汤汁,冲进打散的生鸡蛋里,再加些白糖搅拌一下,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工作人员担心习近平喝不惯,连忙阻止。习近平摆摆手说:“要是不喝,老百姓就觉得你是官,你和老百姓就有距离了。”他二话不说端起碗把艾叶蛋喝了下去,老百姓很高兴,一下子就和他熟络了起来。

  “为了让闽东群众尽快摆脱贫困,习近平同志以低调亲民的身影深入群众,开展调研,探索思考,倡导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工作思路和对策。”陈增光说。

  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顶着炎炎烈日,徒步到不通公路的省定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现场办公,当时办公地点在廊桥边上的土坯房里,午休吃饭就安排在廊桥上。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

  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他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下党建设发展难题。

  下党乡的徒步调研,正是他所倡导的“现场办公下基层”的起点,随后逐步建立以“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为主要内容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

  “习书记在下基层的时候,特别注重发现好的典型,希望通过树典型,以典型引路,带动更多地方发展起来。”李金煊说,“习书记常说,地委工作大多数涉及农村,没有典型的东西,说服不了基层。”

  1990年1月,来参加宁德地委工作会议的同志,每人都领到了一本叫《滴水集》的册子。这本近400页的册子里,一共有72篇文章,收集整理了当时宁德地区的各领域典型经验例子。

  李金煊是当年《滴水集》的主要编写者之一。他回忆说,1989年底,习近平请他牵头准备这次会议典型材料汇编,并交代他:“要把这两三年工作中典型的、有进步的、有发展的都收集起来。”

  筹备小组经过43天的调研,走遍闽东各县,最终整理出一本材料。册子编好了,习近平看过之后,建议取“滴水穿石”之意,把这本册子的名字定为《滴水集》,还亲自做了序。

  后来,这本《滴水集》中具体详实的做法、例子,成为各地学习推广的良好典型。比如古田县瑞岩小学校长苏玉桂适应山区艰苦办学环境、创新探索教学方法的典型经验得到推广后,原本教育不算拔尖的古田县,第二年升学指标排到了全地区第一。

  1989年2月25日,《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了《山鸡飞上凤凰台》的报道,说的是宁德农民给地委干部作报告的新鲜事。

  福安市坦洋村老大队长刘少如带头办起福安市第一家村集体企业,带领全村种茶致富。习近平到坦洋村调研时评价刘少如:官不大,但敢于担当,站在改革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习近平亲自邀请包括刘少如在内的八位基层农民代表到行署会议厅向地直机关副科以上干部作报告,用一村、一户、一人的变化,讲述了十年来改革政策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转变。

  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声音,汲取各方智慧,更加坚定了习近平带领干部群众加快改革开放、致力摆脱贫困的决心:“我觉得越是艰苦的地方、困难的时刻,越能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他调任福州时,人民日报有一篇“闽东脱离贫困线”的报道,他得知后表示:“我也坚信,‘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闽东跨越了这一条‘贫困线’,若能继续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必能彻底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让百姓生活好起来,是习近平同志工作的重心。” 时任宁德地委副书记钟雷兴回忆说,“习近平同志把百姓的事当作最大的事,总是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困难。”

  “当时群众要上访就得到宁德地委行署。上世纪80年代末,闽东交通不便,路不好走,一路颠簸,一天都到不了。”钟雷兴说,“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同志在原先约访群众制度做法的基础上,转换思路,转变工作方式,改约访为下访。”

  “我们工作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仅要对上面负责,而且要对群众负责,为人民做主。古时候的县官尚且还有击鼓升堂,为民申冤,而我们却成天忙于开会,很少主动去抓这种事,这是不应该的。”1988年12月20日,习近平率先到霞浦县接待来访群众,在当天的总结会上他这样说。这一次接访,也揭开了宁德地县乡三级领导下基层接待群众来访日历的第一页。

  1989年3月30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雨水给早春的霞浦增添了几分凉意。这一天,是霞浦县的接访日。

  一大早,霞浦县委党校的门口就聚集不少上访群众。得知地委的领导要来接访,很多人早早就赶到了这里。

  “我要找地委习书记。”人群中,一位上访者高声说。

  接访一开始,这位上访者就奔着习近平去了。习近平热情地接待了他,耐心询问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原来习书记这么亲和。”一开始还有些忐忑不安的群众放下心来,把自己的困难一五一十和习书记说了。原来,他是霞浦乡下某学区的一名教员,因家中情况特殊,老母亲孤身一人留在城里,体弱多病,年事已高。

  “我放心不下老母亲,想调回城里照顾她,以尽孝道。”他说。

  习近平认真听完他的叙述,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对照有关政策,明确表态:可以回城,考虑今年暑假给予解决。

  这件事习近平一直挂在心上。没过多久,他向相关部门跟踪了解这件事情的进展,当得知事情并没有抓好落实时,一向态度温和的习近平却显得特别严肃起来。

  习近平批评相关办事人员说:“这个问题符合相关政策,没有违反原则。你们设身处地为群众想一想,遇到这样的情况,让孩子回到城里照顾他老母亲有什么为过呢?”并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给我答复”。

  “习书记心里有群众,从来不是光喊口号。”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方庆云回忆说,习书记关爱民生,总是把群众的苦,群众的难放在心里,常常带着四套班子的干部到基层接访群众,尽心尽力解决群众的困难。

  对此,时任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文贵深有感触。“习书记赴任福州的第二天,就下基层调研,了解群众想什么、有什么困难,这让我们印象深刻。当时我就感到,福州要有大变化了。”

  在福州,习近平大力倡导“马上就办”,推行“四个万家”,提高办事效率,切实解决困难。

  1991年3月,习近平登上低矮逼仄的连家船,实地察看船民的生活,登岸之后,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船民搬迁上岸问题。十个月后,104户船民家庭结束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生活,搬进了台江区红星新村的新居。

  自1990年起,在习近平推动下,福州市委、市政府每年都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办事项目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公布,项目的最终确定采用人民群众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年终公布项目完成情况,并让群众投票评选完成最满意的项目。

  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大力实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改善百姓居住条件。2000年7月,已担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正午,走进拥挤闷热的福州苍霞社区棚屋区,与各级干部一起亲身体验群众疾苦。在他的推动下,2001年5月1日,回迁安置的所有楼房就全部竣工。

  “习书记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首位。”时任福州市委办副主任赵汝棋说。

  赵汝棋当年曾在市委政研室工作过,政研室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讲话、开展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长时间都俯首案前。有一次,习近平对赵汝棋说:“你们不能把眼光只放在政策研究上,要把眼光放到人民群众中去。”

  赵汝棋说,后来政研室根据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将2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下基层调研,收集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梳理后形成短平快的“一事一报”刊发在《福州调研》上。

  习近平对“一事一报”非常重视。赵汝棋说,习书记基本上对所有的“一事一报”都要看,大部分都有明确的批示,比较详细的批示占到其中的三分之一。有的他认为还不够深入的,会批示再深入调研。

  习近平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我过目。”并提议把信访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还要求自己无条件做到四个“亲自”,即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批阅、亲自查办。

  根据1993年福州市委督查科的资料,习近平任职福州市委书记后,批阅的群众来信函件达千余件,他对群众来信几乎每封必看,每看必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朴实亲切、饱含深情,温暖了亿万人的心,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二、“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

  共产党人要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过好“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自身不正,何以正人?“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第二关是“人情关”。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还是手下留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千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

  ——习近平《摆脱贫困·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闽东夏日,万木葱茏,坐落在半山腰的宁德老地委办公楼静谧庄严,院子里七棵绿树随风轻摆,树叶的沙沙作响陪伴着石砌三层办公楼。

  “沙,沙,沙,沙……”这是1988年的一个清晨,新来的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院子里清扫落叶和垃圾。在没下乡的日子里,这是他上班前常常做的事。办公楼的卫生原来由年轻人做,习近平来了后,很自然地参与进来。在他带动下,地委的干部们也都渐渐早来上班,一块打扫卫生。习近平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有说有笑地与大伙聊工作聊生活。扫院子成为他与干部们沟通的一个好方式。

  李金煊回忆说,习近平特别认真,不仅扫院子,还一级级清扫通往后山的石阶,即便秋天黄叶满地也是如此。打扫完卫生,他就去一楼走廊尽头打开水,拎上自己在三楼楼梯左转第一间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

  当年习近平的办公室加上会客室一共22平方米。一进门是会客室,墙角简易的木架上放着淡黄色搪瓷脸盆,一圈小沙发,一副简单的茶盘,一个热水瓶和两个写着“宁德地委”的白瓷杯,这就是当年习近平接待客人的全部家当。

  “习近平的工作和生活作风,简朴得出乎我们意料!”回忆往事,姚智梅说道。到任那一天,习近平和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坐一辆车下来,没有搞欢迎仪式,更没有搞任何排场。地委办的同志通知地委干部说:“新书记来了,请大家到会议室开个会,见个面。”大家才知道习书记已经到了。

  第一次打交道,宁德地委领导班子就对习近平的艰苦朴素作风有了深刻的印象。

  到任后,习近平要求办公条件都不能变。办公室、宿舍不做一点翻新装修,宿舍里简简单单只放了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他的用车和驾驶员,也是从前任手中接下的。那辆已经有十多万公里里程的上海牌老轿车,后来陪着他跑遍了闽东大地的山山水水。

  平时,他就在地委食堂里排队凭饭票打饭吃,理发也就在行署边上的一间小店理。这期间,后勤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习近平开小灶,但都被他拒绝了:“这样吃饭很好,和大家一起,可以了解情况。”习近平喜欢和大家交流,打成一片。他和干部们坐在一起,聊聊天,顺便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工作上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下乡去了哪里?家里有没有困难?

  后来,地委办的一位同志跟习近平说,书记您别去排队了,我们给您买了端过来。他却回答说:“不用麻烦,我又不是不能做。”习近平和普通干部打的菜也差不多,一份饭菜大概一角多,一个月不到十元。很快,地委的同志们都和习近平熟络起来,也打心眼里对他又敬又爱。

  不仅严于律己,习近平对自己的家属同样从严要求。姚智梅回忆,习近平母亲齐心和妻子彭丽媛来宁德看他时,他不要公家接待,就在宿舍简单搭个炉灶,一家人自己做饭吃。大家还看到彭丽媛挎着菜篮子去行署前面的菜市场买菜,生活跟普通干部家庭一模一样。

  “从他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清风。三十多岁的年纪,还是地区一把手,却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正人先正己,这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姚智梅回忆的话语中满是崇敬之情。

  打铁还需自身硬。1989年8月16日,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全区廉政公告大会上强调说:“各级领导首先做好廉洁自律,正人先正己,从我做起,当好表率,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自己和家属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党纪制定的廉洁自律规定。”

  1988年底,习近平采用“拉练”的方式,到宁德的九个县开现场会。一天中午,工作队伍来到霞浦县溪南镇。午餐时,当地干部拿出了水果和高档烟酒招待客人。一看到那大约价值十元的高档烟,一向亲切待人的习近平沉下了脸。他拿起烟,跟在场的干部严肃地说:“这包烟,值老百姓多少个工分!”从溪南镇开始,后面一路上各地都不再准备烟酒。

  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张经喜回忆,在习近平的严格要求下,宁德地委风气一新。1989年工作总结报告这样提到:“目前地区几套班子成员中没有一人建私房和经商办企业,在工作中也没有乱批条子和为私人介绍承包工程谋取私利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领导成员不配专车,实行私人用车收费制度,禁绝大吃大喝,下基层一律用工作餐。大家都做到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防微杜渐。”

  “一身正气敢碰硬,两袖清风不染尘。”1990年6月,习近平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时说道,“不贪,这是对干部起码的要求,也是绝大部分干部都能做得到的,但是对党的领导干部而言,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是很不够的,还应该敢于同各种腐败现象做斗争。”

  2013年1月,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作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和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1988年的冬天,对于宁德的不少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难忘的冬天。

  “人生三大事——盖房、修墓、娶媳妇。”当时宁德地区的干部队伍受陈旧观念的影响,纷纷占地建房。根据一份当年宁德地委清房办的材料记载:至1988年底,干部建私房人数之多,占地面积之大,建房标准之高,令人触目惊心,与闽东经济贫困很不相称;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成为诱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成为削弱干部队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到任宁德的第一轮调研中,习近平就发现了这个严重问题。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决心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占地建房问题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在全区全面展开。一次会议上,针对有干部提出清房问题牵涉面太大的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就是“要紧紧盯住四百多名处级干部”。他对张经喜说:“你们是愿意得罪两三千名的干部,还是闽东二百七十万的人民?”从他的这一提问中,张经喜刹那间领悟到这位年轻书记惩治腐败的锐气和决心,心中原有的些许犹豫顿时一扫而空。

  1988年12月30日,离新的一年到来还有两天。习近平在全区加强土地管理、整顿干部建房、查处干部建房中的违纪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提出:这次我们对干部建房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停”“清”“理”,即从今天起先停下来,然后全面清查,再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停”即在1989年春节前全面冻结。

  “清”就是摸清底子。

  “理”就是在停、清基础上,转入查实况的攻坚阶段,不纠缠枝节。

  一声令下,建私房行为全面冻结。当天的会议之后,宁德地委雷厉风行,紧紧抓住春节前夕这个私人建房高峰期的关键节点,在全区开始清房。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干部有私房占公房问题也被纳入彻查范围。

  回忆起那段清房工作的经历,时任福鼎县纪委副书记、福鼎清房办主任的洪恒针仍激情澎湃。

  福鼎当时刚刚规划出了龙山开发区,其中的上龙山一带由于离县政府近、地盘又小,成了干部争相占地建房的“香饽饽”。洪恒针一从纪委抽调到清房办工作,接到的任务就是去拆上龙山六户人家的“门头”!所谓“门头”,其实就是房子外的院门。这六户人家,四户是处级干部,都占道几十厘米修建自己的院子。在福鼎人的习俗里,拆“门头”是要触大霉头的,谁敢拆,那可就把主人得罪大了。

  敢不敢拆?当时福鼎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歌谣:“党风正不正,关键看龙山。”

  习近平对于全区清房工作的每一阶段进展,每一次会议,每一个事项,都时时过问,一抓到底。他获知福鼎的情况后,说道:“问问这些干部,是想要受到党的纪律处分,还是国家法律的处理?”

  拆!洪恒针在丈量清楚占地多少后,坚决地拆去了六户人家的“门头”。福鼎县同时还严肃处理了2名正处级干部和13名副处级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问题。

  清房工作迅速在全区从严公正推开,赢得百姓一片拍手叫好声,大快人心。

  当回想起习近平的这次清房工作,张经喜一口气说了五个“非常”:“态度非常坚决,决心非常坚定,力度非常大,实效非常好,群众非常拥护!”

  不仅是清房,习近平在宁德和福州都注重查处一批腐败的大案要案,特别对于严重以权谋私、严重违纪的,他强调要“敢碰硬,严肃查处,不能姑息”。张经喜说:“那段在习书记领导下开展纪委工作的经历,我们感受到的是习书记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炒股热”,福州的不少机关干部也心痒痒。对此,习近平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福州的干部都不准炒股。“为什么不能呢?因为那时候很多干部所谓的买股票,其实是占着职权之便去买企业的原始股,这是干部占企业便宜!是不正之风!”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说,这一决定得到了福州干部群众们的坚决拥护。

  “人民把权力交给了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人民放心?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章立制。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这样说。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要求:“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

  一、在职期间不准以任何名义占地营建私房。

  二、不准个人介绍基建工程。

  三、不准贪污受贿和索贿。

  四、不准违反招工、招干、招生、毕业生分配、征兵、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和人事调动的有关规定,私自安插子女、亲友,谋求特殊照顾。

  五、不准在干部的提升、晋级和调配选拔上,违反组织原则和人事干部工作程序。

  六、公务往来不收礼,不向基层单位索要各种产品、礼品,索购紧俏商品。

  七、下基层不准大吃大喝。要严格要求按接待标准办伙食,按规定缴纳伙食费。

  八、不准公车私用。如特殊情况私事要用车,要向车辆管理单位缴纳用车费。

  九、不准利用职便以任何名义参与经商办企业。

  十、不准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奖励。

  十一、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带头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不准为违法乱纪的人和犯罪分子说情袒护、徇私枉法。

  十二、教育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一个多月后,1989年5月15日,《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共5条:

  一、不准购买新的进口豪华汽车。

  二、不准修建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

  三、领导下乡要轻车简从,不要到当地边界迎接上级领导。

  四、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除有关人员外,不要层层增加陪同人员。

  五、今后领导干部生病,各部门、单位不要用公款赠送慰问品;不以各种理由,用公款向领导赠送礼品。如有违者,财务部门不予报销,领导干部要把物品退还有关部门、单位或上交。

  1993年6月,习近平在福州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上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问题专门强调了五条廉政纪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不得收受以各种名义赠送的礼金、有价礼券和贵重礼品;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参与炒买炒卖股票;不能利用党政机关的职能去经商办企业;党政领导和执法执纪等监督部门不能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能收取回扣。

  担任省长后,习近平在一次全省重点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不要让“修一条路倒一批干部”的现象发生,对搞好重点建设的防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对清廉党风政风的形成起到长效约束作用。

  1989年1月,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四句话:第一句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作为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第二句话,“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第三句话,“寸心不昧,万法皆明”,贪污受贿,鱼肉乡民,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第四句话,“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利益问题上,“拿来主义”要不得,不能图实惠,谋私利。

  “与习书记共事的几年是我深受教育的一段经历。”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深有感触。他说,从反腐倡廉到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都强调要从严要求。

  时至今日,赵守箴仍然对自己到福州工作参加的第一次常委会记忆犹新。“习书记在会上说,我们一起工作要互相帮助,更要互相监督。每个人都要诚恳虚心地接受监督,形成风气。”赵守箴一字一句地回忆当时习近平说的话,“这两句话令我深受教育,到今天还觉得受益匪浅。”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条真理。”1990年2月,习近平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里这么写道。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

  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党带领闽东人民取得了翻身解放,也只有党才能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突出地抓好思想建设、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习近平《摆脱贫困·同心同德 兴民兴邦》

  在福建,习近平先后在宁德、福州担任党委一把手多年,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着力探索的问题。其中,思想建设、班子建设、基层组织建设是他重要的抓手。

  习近平到宁德上任,别的行李少得很,却带了几大箱书。

  到任见面会上,习近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姚智梅说,当年谦虚好学的习近平给班子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增光回忆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读书学习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特别喜欢看马克思主义原著,看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当年工作时,我经常到习近平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在一堆文件材料中经常能看到翻开的《邓小平文选》”。

  抓思想建设,习近平着重抓学习,高度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一个显著特点。

  1990年5月,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习近平不无感慨地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1997年和2001年习近平分别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两篇学习马列主义的论文。

  “习近平外出开会和调研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来读。”陈增光向记者回忆道。

  让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习近平“夜找书店”的故事。

  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到寿宁县下党乡调研。下党是寿宁最边远的山乡。习近平一行从县城出发,沿崎岖山路步行2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晚饭后,他们又步行回来,到住处已是晚上10点多。大家不仅疲惫不堪,而且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匆匆处理一下,都赶紧回房休息了。处理完脚上的血泡后,习近平思考着白天调研的收获,竟然毫无睡意。他问地委随行人员:“知不知道哪里有书店?”大家都回答不清楚。于是,他决定自己到街上找找。

  深夜的寿宁街头,一片寂静,空空荡荡,偶有行人经过。习近平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一家书店。他很高兴,走进书店,看了又看,找到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赶紧买下来,回到宾馆细细品读。

  多次陪同习近平调研的连德仁在日记中记载:每次习书记来寿宁,晚饭后必到街上逛书店,而且是认认真真看,不是简单地逛一逛就走了。

  让连德仁印象更深的是,习近平第一次到寿宁调研,就要求县里把《寿宁县志》找出来认真阅读。这还不够,他又请人找来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期间写的《寿宁待志》。采用第一人称写就的《寿宁待志》,既是有地方色彩的志书,又是冯梦龙在任四年的总结。习近平边看边点头,对提倡男女平等和“无讼”理念的冯梦龙倍加赞赏。

  1988年8月10日,习近平到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他看完《霞浦县志》,又点名要看清代李拔编撰的《福宁府志》。工作人员找到后,他高兴地说:“今晚可以轻松地过了。”

  有一次,与习近平一同调研的陈增光忍不住问道:“习书记,这么辛苦跑了一天,为什么还要加班看县志?”习近平对陈增光说:“一县之志,就是一县之史。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学县志,就是学当地的人文历史;尊重县志,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历史记载,有正面,也有反面,可以供后人借鉴。”

  当时地委班子的成员们都被习近平这种刻苦读书的劲头所感染。“习书记爱读书、好读书,而且能从书中汲取智慧,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把握未来。”如今大家聊起时,都说习近平总书记有如此宽广的世界眼光,洞悉世界发展大势,历史典故信手拈来,这与他长期坚持读书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不仅带头读书学习,还在多个场合语重心长地叮嘱领导干部要好学乐学,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经常给自己“加油”,不断给自己“充电”。

  海拔800多米的屏南仙山草场,地远山高,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间小道通往外面,很少有领导干部去过。

  1989年8月底,主政宁德还不到一年的习近平打破常规,率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各县(市)委书记及地直机关部门负责人,专门来到这里,举办一期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

  盛夏的仙山草场酷暑难耐,大家走得大汗淋漓。实地看到百姓肩挑手提运送农产品,亲身感受大山深处百姓的艰苦生活,干部们顿时感到肩上的责任十分沉重,上了一堂加快发展的“现场课”。

  就在这偏远的大山里,干部们平心静气、认真学习。围绕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就如何增强党的领导、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大家通过互相交流、碰撞思想,有了很大启发。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读书班小结时,习近平提醒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应当有一种雷锋的“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要虚心向书本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

  “在仙山草场,大家边学边思边议,对学习这件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全区领导干部的学习风气浓厚起来。领导班子学习中心组的理论学习自此开创了一种新形式。”回想起这段往事,李金煊不无感叹地说,习近平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习近平这样忠告地委的同事们。在大家看来,习近平要求干部注重学习特别是理论学习,就是希望大家能通过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素质,从而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

  1988年9月,宁德地委部署在全区开展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再学习再讨论。通过认真的学习讨论,不少地方的干部,提高了认识,开拓了视野,重新分析了本地的优势和劣势,寻找落后的主要根源,调整修正了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和规章制度,促进了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组织建党,重在队伍建设。

  “习书记关心大家学习工作,也关心大家的成长。”陈增光说,宁德是艰苦地区,优秀人才少,优秀青年干部更少。习近平主政宁德时,积极探索青年干部宏观管理办法,并大胆试验。

  1989年3月,宁德地委决定对地直机关新任领导实行试用制。从当年起,凡新提任的地直党、政、群机关副处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一律实行试用制,试用期为一年,期满考核依成绩决定去留。

  “习近平同志当年倡导的这一用人制度改革,在全国属于首创,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张经喜回忆道。

  张经喜说,当时闽东落后,干部思想状况不一,有的急躁冒进,有的思想贫困,这引起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中说,青年干部是党的事业的希望,他们热情高、有闯劲,但也有许多短处。在成长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

  他提出注意四忌:一忌急于求成。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二忌自以为是。任何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都会对真理产生排斥心理,使我们与真知灼见隔离,与成功无缘。三忌朝令夕改。“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青年干部要不为一时议论所动,不为一时扬抑所惑,不追赶时尚,不迎合潮流。四忌眼高手低。在“做大事”上,青年干部都要有一种老实的态度,甘做最普通的事,乐于扮演拾遗补缺、跑龙套的角色。

  “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是造就和选用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用人理念一以贯之。”赵守箴说。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对青年干部的一番话让大家感到十分温暖:对青年干部既要热情爱护,又要严格要求;既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优点,又要热忱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从1991年开始,本着“全面锻炼提高,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福州在年轻干部中普遍开展了岗位轮换、纵横交流、外派挂职、担任助理、压担子锻炼。

  广为闽东干部熟知的是,习近平提倡念好知、举、用、待、育的“人才经”。他说:“干部问题就跟摆棋子一样,要摆得恰当,发挥最佳效果,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他强调,闽东是一个穷地方,需要一批能吃苦、讲奉献的人去工作。对闽东干部的评估不能注重于他近期内做出多少醒目的成绩,而要注重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去做长期性、铺垫性的工作。

  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为官四要”,即“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之义在于明法”。

  1990年7月25日,在福州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谈到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时说,有“四种人”不能用——

  一是做官期望值过高的人。做官要求一直得到满足,唯独一次得不到满足,于是就躺倒不干。

  二是善于钻营的人,专门去揣摩领导意图,精力不在工作上。

  三是“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做,专摆花架子,不肯办实事,也叫作“空里客”。

  四是欺上瞒下的人。

  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要你当官,不是叫你来经营自己的‘安乐窝’,搞自己的‘根据地’,来当‘山大王’。在其位谋其事,谋共产党的事,谋社会主义的事,不是谋你自己一家一户的事,不是谋你小集团的利益。一个地方能不能发展,首先在于领导班子一班人,能不能形成一股正气,为人民谋利益。”

  “习书记对当官为什么、怎样当好官、选什么人当官都有自己的思考。”陈增光说,一个地方风气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人用人的导向。习近平襟怀开阔、识人善任,对干部既真诚又严格。在宁德的两年,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合适的岗位。

  干部要严管,也要保护。

  时任平潭县书记刘嘉静在开展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难题。对此,习近平还专门作了批示,鼓励刘嘉静克服困难,大胆地做好工作。过了20多年,刘嘉静回忆起总书记关爱干部的情境,仍然很激动。

  不仅重视选人用人,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打牢基础,把堡垒建在基层。针对农村中存在“少数党组织落伍了、散伙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的现象,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有的村党支部,说话没有力气,农民不愿听,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作用已经是日薄西山。”

  1989年1月7日,习近平就加强党的建设作出批示,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搞好基层组织建设,调整不适应、不协调、不健全的“三不”班子。

  为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1989年,根据宁德地委的部署,全区整顿、调整了429个农村基层党支部,评出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党员3650名,占党员总数4.4%,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群众反映这次评议是‘雷声不大雨点大’。”说起这件事,张经喜历历在目。

  1991年起,福州市委实施党的“堡垒工程”建设纲要。两年后,一类支部从52.8%上升到86.4%,三类支部从8.37%下降到2.4%。全市162家具有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还出现了外商主动向市委“讨”书记的新气象。

  “‘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上级机关的工作就只能是自我循环式的空转,忙来忙去只是瞎忙。”这是习近平1990年6月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这是1995年4月习近平送给福州鼓楼区东街街道军门社区的一副对联,借此褒扬军门社区以党建创新推动社会管理的好做法。

  习近平前后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2014年11月,已经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三次到军门社区调研。他特意走到“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的对联前,给大家介绍当初为什么要用“褙”这个字,重温了他初来军门社区时看到的情景。

  那是1991年初,习近平第一次到军门社区调研,军门居委会党支部刚刚成立,办公条件很简陋,还是低矮的平房,与社区民房一样,墙壁上都褙着报纸。

  “当时,我们社区党支部艰苦的工作环境,对习书记触动很大。他给大家加油鼓劲,每个人都备受鼓舞。”从1972年起,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就在这里工作。林丹说,后来,在社区党支部带领下,社区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习近平第二次来调研时,看到这一情况很高兴,这副对联脱口而出。

  “20多年来,这副对联一直贴在我们军门社区展厅门前,这14个字激励着社区每一位工作者。”林丹说。在社区党组织带领下,党员、社区管理者、志愿者拧成一股绳,为社区管理和服务献策出力。军门社区探索出的“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已在福州全市所有社区推广。

  “大伙儿就是记住了对联上的一句话,齐心协力,创建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还获得100多项荣誉。”林丹这样向习近平汇报。习近平叮嘱她说,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这是2016年习近平对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对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成为福建加强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力投身新福建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 兰锋 郑昭 林蔚 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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